回忆我的父亲孟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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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我的父亲孟宪成

　　翻开《孟宪成水粉风景画集》和尘封多年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舞台设计画稿》，一幅幅精美的画作跃入眼帘。画家笔下的西沙浪屿、天山积雪、苏南春色、江流船筏、湖光落霞、边寨幽境等水粉风景画佳作，无不饱含着诗情画意，激荡着浪漫情怀，使人观之如临其境，深受感染；以孟宪成先生为主要舞台美术设计师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带给全国人民永恒的美好记忆，至今仍是中国艺术家的骄傲和中国舞台艺术的顶峰。

　　屈指算来，我的父亲孟宪成已经逝去三十多年了。可他的音容笑貌经常在我眼前浮现。他外出采风风尘仆仆回来的朗朗笑语，他俯身倾心作画时专注凝重的神态身姿，他眯起眼睛远观画作大效果的幽默神情，他拿着两幅题字《东方红》剧目单问孩提时代的我：“晓苏你看哪个更好的”的和蔼笑容，常常萦绕在我脑海中，引起我对作为军人、画家、挚友、慈父的他的无尽追思与怀念。

　　投身人民解放战争

　　父亲祖籍在山东邹城，是亚圣孟子的故乡。孟姓自五十五代起即有世代沿袭的排行。自六十四代祖孟尚阳起迁徙至安徽砀山县孟楼村，并繁衍为百十户人家。算来父亲这一支孟姓人家离祖根不远，因为他及上数五六代都是长子长孙。父亲是第七十二代，宪字辈。

　　作为父亲长子的我却是出生在江苏苏州。那是1949年12月，在被基督教称为“平安夜”的那个晚上。那时新中国刚刚诞生，南下的大军正在横扫残余的国民党军队。此前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军人的父亲已经调到南京二野军政大学学习。怀着我的母亲张淑真和其他一些军人家属住在苏州，由解放军二野给租的房子。父亲是在解放战争后期参军的，那时他刚刚高中毕业。

　　父亲出身于抗日军人家庭。我的祖父孟昭琳本来也是读书人，在砀山中学做历史教员。抗日战争刚刚打响的时候，日本军队打到我家乡。历史责任感使祖父再也教不下书，他毅然投笔从戎参加了国军，走上抗日战场。我家那时很多父老都走上抗日战场，有的投向国民政府的国军，有的向投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砀山县共产党创始人孟宪琛也是我家近亲。关于祖父我只有些零碎的信息，因为父亲后来一直跟他没有联系。我家人只知道祖父当过军械所所长、军粮库库长，参加过1939年长沙保卫战等惨烈战事。有人说他在那场战争中殉国，因为后来当四野南下打到长沙时，有亲属在长沙城外抗日英烈墓地中看到我祖父的坟墓，上写“砀山孟昭琳”。其实他没有战死，可能是在战乱之中辨别错人了。我祖父他一直活到1960年。

　　国共内战期间，祖父军衔升至少将，担任国民党军队某部联勤司令，仍是管后勤补给的军官。那时国军高级官员都兴讨小，他戴着个小老婆驻军河南许昌，祖母孟孙氏则辛辛苦苦戴着我父亲和父亲的三个弟弟妹妹在家乡上学，父子之间渐没了来往。父亲在中学时期便向往革命，他读过不少革命书籍，有着跟祖父截然不同的政治选择。他相信共产党会领导人民，建立民主自由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为了这个政治理想，他高中毕业即毅然离开家庭，加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的行列，投身人民解放战争。淮海战役是他参军后参加的第一次大战役，却没有想到他与祖父孟昭琳走上同一个战场，父子俩成为战场上对立的双方。

　　五十多年之后，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得知这件事很是惊讶。他问我：“他们父子在战场上Face by Face (面对面)了吗”？我告诉他：没有，那是一场一百六十多万军人投身的战争，像我父亲与祖父这样兵戎相见的，绝不止是我一家。他说：“那么说那场战争是父亲跟儿子之间在打”？我说，准确地说是兄弟之间在打。他们虽然政治理念不同，但目标都是为了中国的统一和繁荣。克林顿说：“我当州长时就知道只有一个中国，是我的台湾翻译，一个国民党人告诉我的。我当总统时坚持了一个中国的政策”。我说希望你今后多讲一个中国，因为你讲比我们讲，在台海对岸听来是不一样的。他说：“好，孟博士，我听你的”！后来他在多个场合多次讲一个中国。特别是他2005年被安排访问台湾，在我方的坚持反对之下，他要我给他起草对台湾问题的讲话提纲。他路过香港和到台湾以后按照与我的约定，大讲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不支持台独、不支持两个中国、不支持一中一台，给台独分子以迎头痛击。他还对台湾企业家说，你们都关心台湾的安全，什么对台湾最安全？我看一国两制对台湾最安全！这事传到中国领导层，他们都说，这比他不去台湾还要好！我故去的父亲与祖父是否天上有知，他们的故事竟在时光流过五十年后，影响到美国前总统对国共两党斗争历史的认识？他们是否天上有知，他们所给予我的“血管里流着国共两党血液”的特殊身份，使我后来受命奔走于两岸之间，呼喊于台湾媒体与高层，承担起促进两岸沟通交流，推动和平统一的崇高责任？

　　那场战争改变了中国的命运。战败一方的祖父孟昭琳仍然没有战死，他打到战争后期全军溃散时才换上便装跑了。他跑去了上海，找到他的本家侄儿，一个孟姓的解放军高级干部，时任上海市军管会委员，安排他到上海市静安中学当了校长。从此他回归教师行业，老实教书为生，竟没有受到太大的历史责任追究。只是父亲始终拒绝跟他见面，直至永诀。据说祖父在我幼时曾专门跑去徐州看过我，只有那一次。1960年的一天，父亲接到徐州家人寄来的一封信，说祖父去世了。父亲看着信就落下眼泪。这时我才知道我还有个祖父在解放后活了那么久，我才知道父亲与祖父十多年没有任何来往。五十多年后我在台湾同国民党领导人连战、吴伯雄、王金平、陈履安等朋友谈及此事，他们也都感慨万千。父亲与祖父的政治界限如此分明，却也是个饱含亲情的人。毕竟血浓于水啊。

　　献身舞台美术事业

　　父亲在战争年代就表现出的美术天才受到革命军队的器重。建国后他被送到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学习，并在军委工程学校文工团担任舞台美术设计。年轻的军人很快就喜欢上组织安排他做的这份工作。1949至1951年他在军委工程学校文工团设计了话剧《思想问题》、《在新事物面前》、歌剧《红布条》、《白毛女》、《刘胡兰》、《钢筋铁骨》、《田园新歌》等节目。1952年他被调去参加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工团，他是该团组建初期最早的元老级成员。

　　当时新中国百废待兴，急需各方面建设人才与文化人才。1953年至1954年父亲被国家派往苏联、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学习深造，成为新中国最早派出留苏留欧的干部。当时他的身份即是总政文工团舞台美术设计，不同于那批最早出国留苏留欧的大学生，24岁的他已是解放军军官和中国的艺术专家。那时我与母亲离开苏州住在徐州，同祖母住在一起。父亲早知道他有了个儿子，一次探亲时在巷子口看到个孩子在玩，还回头多看了几眼。来到家中问晓苏这孩子在哪里？母亲告诉他在孩子巷子口玩呢。那是父亲第一次见到我，我却浑然不知这陌生军人是谁。

　　1955年部队从供给制改为薪金制，父亲薪金定得不低，有条件接家人到身边生活。这年5月母亲带着五岁的我和一岁的弟弟孟燕彭来到北京，住在父亲租住的一套民房，后来住进单位安排的住所。那时的军队干部走南闯北，习惯用出生地为孩子命名。我得晓苏之名意指生在苏州，弟弟的名字意指父母两人分居在北京和徐州即彭城。

　　一家人好不容易住在一起，自是欢乐。只是父亲忙得很少能够回家。那时他便是总政文工团工作上的主力，他自称“壮丁”。所有的节目都要他来设计和参加设计。父亲为人谦逊随和，跟编剧导演善于交流，理解力与艺术创造力都很强，又勤奋能干，是有名的“快手”。往往跟导演刚刚谈完戏，第二天他就拿出好几张设计草图供选择。他经常吃住在画室，夜以继日地进行艺术创作。绘制舞台设计图正是用他后来绘画创作所常用的水粉颜料。其中不少重要幻灯片和布景景片是他亲自手绘的。那时景片绘制要在大棚中完成，绘制颜料是水粉颜料和漆料。为了能从远处看到平铺在地上的景片绘画效果，父亲和同事们发明了在绘景棚高处搭建观察平台，贴墙搭起直立木梯，可以爬上去从上往下观看，效果非常明了。

　　我们住家虽离父亲单位很近，我们却很少能与父亲在一起吃顿饭。他偶尔回来吃饭常常带回同事的伯伯叔叔，一边吃饭一边谈设计创作，倒让我和弟弟从孩童时代就受到不少艺术熏陶。那时我比别的孩子优越的是可以经常看各种演出。文工团排演场是父亲的工作地，也是我孩提时代常去玩耍的地方。有时是看装台安装布景，父亲跑上跑下地指挥。有时是看彩排，大幕拉开台下只有几个人，那是编剧、导演和舞台设计。经常听到导演喊停，然后挥手指导着演员。父亲则根据剧情与导演意见，彩排后便忙着修改设计图和景片。记得那时他设计的有话剧《冲破黎明前的黑暗》、《万水千山》《地下长城》、《八一风暴》、《红缨歌》、《兵临城下》、《霓虹灯下的哨兵》、《红灯记》等等，舞剧与歌舞节目更多。有的设计获得国家艺术创作一等奖。

　　看话剧电影时间长了孩子就学着演。我在小学时期就被少年宫话剧团录取，扮演童年雷锋之类角色，导演是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我开始上台挺紧张，后来慢慢习惯了也就相当轻松了。父亲见我各科学习成绩都好，不阻止却鼓励我参加课外活动，还去看过我的演出。我从台上看到父亲关注与欣喜的眼神，演的特别带劲。中学时期的我甚至把自己的人生理想设定为当电影导演或外科医生。要不是孩提梦被后来发生的文化大革命所打碎，那些儿时的理想没准就成为我的人生。

　　担纲《东方红》设计重任

　　在1964年10月为庆祝新中国成立十五周年，中国文艺界合力完成了一篇传世巨作，那就是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父亲担任了这场恢宏巨作的舞台美术设计工作。国家汇集最顶尖的文艺创作人员与著名演员，包括作家、诗人、作曲家、舞台美术家和三千五百多名演员，可谓群星荟萃，群贤毕至。父亲以深厚的艺术功力与昂扬的创作激情，承担了主要设计工作。那时他吃住都在工作地西苑大旅社，后来移师人民大会堂。他所完成与被选用的场景设计占《东方红》全部场景设计的绝大部分，有人说占全部场景设计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当时国家调集了各主要艺术团体的舞台设计专家，开始时每个场景都由全员上阵，各自拿出舞台设计图共计十几幅乃至几十幅，设计者名字规定只能属在背面。然后统一由舞美团与导演团集体评判，再报周总理审查确定。结果被大家集体选中的绝大多数是父亲的设计图。那可凭不得名气与关系，全凭艺术功底与创作实力。后来许多场景就直接安排父亲设计了。那时我常去看父亲，每次见他都是在画案旁进行凝神创作，有时彻夜工作叫“开夜车”，经常睡在舞台地毯上。那时我跟门卫说去找爸爸，就很容易进入到人民大会堂里去，门卫都认识我。于是看节目彩排与正式演出有十多次，甚至大段朗诵词我都能够背诵下来。

　　父亲告诉我，这场剧目的总导演其实是周恩来总理，令我肃然起敬。周总理不仅亲自确定主题思想、安排重大情节、修改定稿歌词朗诵词，而且亲自审查确定舞台场景。那时周总理经常开完会或会见过外宾就到舞台来检查指导，有段时间几乎天天都过来看，每次我父亲都跟着汇报并聆听指示。有一次因为难于确定表现欢迎解放军进城的场景地，导演团团长陈亚丁戴着舞台美术团团长韩林波和孟宪成，到周总理住在中南海西花厅的家中去汇报。我父亲向周总理详细汇报了拟将场景选在南京新街口的意见，并带去他的设计草图。周总理认真听取了我父亲的汇报，他认为南京是当时国民政府统治中心，场景选取在这里最有代表意义。看了设计草图他说很好，当场就把这幕场景设计确定下来。又有一次周总理让秘书打电话到演出后台，说毛主席提出，在第一幕《苦难岁月》场景中，要把上海租界当时一条公园警示牌“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画入场景，说它代表着中国人民受屈辱的历史，周总理要求当晚演出就要挂出来。当时马上就要开幕演出了，我父亲与另一位美术工作人员马上行动起来，很快就把这块牌子补在舞台上，开幕时墨迹还未干透，周总理得知甚为满意。

　　这台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叫什么名字好呢？这件在今天看起来的大事，在当时其实是临到排演后期才提出来的。导演团成员讨论了半天，提出多个名字都不令人满意。最后作曲家时乐濛提出：“我看就叫东方红吧”，大家恍然大悟，都连声说这名字好。“东方红”这个剧名报周总理同意确定下来。这时很快就要公演了，必须马上做出节目单，这任务自然落到作为舞美设计的孟宪成身上。我父亲提笔就写，“东方红”字样很快铺满一地。他与韩林波一起挑选出满意的字型，绘出红底金字的“东方红”节目单。当晚他回家时喜气洋洋拿着两份样图给我看，问我喜欢底色是全红的，还是红色中带金色雪花的？我说更喜欢带金色雪花的那份，不仅画面更加丰富，而且还有“泪飞顿作倾盆雨”的意境。父亲高兴地说：“好，那就用这个吧”。这份“东方红”节目单样图也是经周总理同意确定下来的，随即几万份节目单发向全国，“东方红”三个字样被广为沿用。不知此事的人还误以为这字是毛泽东写的，其实毛主席从来没有自己写过这三个字。细看这三字就可以发现，它不是出自书法家之手，而是出自画家之手，是拿绘画笔书就的。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公演是中国文艺界一件盛事。毛主席看过后非常高兴，10月16日在大会堂接见了全体演职员。毛主席对周总理说，你把那个好信息告诉大家吧。随后周恩来激动地宣布了中国刚刚成功进行首次核试验的消息，全场顿时沸腾了。父亲回家时仍然兴奋不已。《东方红》演出成功和国家强大的好消息，让我们全家都沉浸在巨大幸福感之中。

　　四十年后的2004年，中央电视台举办《东方红演出四十年纪念活动》。我得到通知要我代表父亲出席。因为在当时舞台美术团工作的老同志都说，没有孟宪成同志就没法谈东方红的舞台美术设计！那天我带着父亲同事们的委托，抱着父亲留下的东方红设计原稿，含着眼泪出席了录像活动。东方红舞台美术团的许多老艺术家都来了，他们激动地回忆着我父亲的创作业绩。我不禁想到，如果父亲能够活到今天，看到他的创作成果几十年后仍为人们所称道，那该会多高兴啊！

　　这期间父亲还主持设计了《椰林怒火》、《夜袭》、《英雄姐妹》、《刚果河在怒吼》、《胜利属于人民》、《拉美风暴》、《非洲战鼓》、《港九风暴》、《长征组歌》等大型歌舞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和东方红舞台美术团的同事们应邀去帮助中国芭蕾舞团修改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父亲负责修改其舞台美术设计。当时该剧的剧情与舞蹈已修改了若干遍，但是舞台设计、服装、灯光等方面还都比较粗糙。父亲仅用六天时间就全面修改了舞台设计，使其焕然一新。虽然所有的艺术修改后来都被那位“旗手”痛骂了一顿，让全部恢复原来的，但所有由父亲修改设计或重新设计的场景全部都被采用直至公演。对这件功绩父亲却像做贼一样不敢言语，因为主持这次舞台美术修改工作的总负责人因对“旗手”的批评略表不满，后来竟被扣上“反对革命样板戏”罪名关押了五年。

　　捱过风雨飘摇艰难年代

　　父亲生活的年代是激情燃烧的年代，是硕果丰厚的年代，也是历尽苦难的年代。五十年代末期旨在打击知识分子和党内不同声音的反右派和反右倾运动，与随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运动，都使父亲与诸多老革命与文化界名人一样，受到不公正待遇和不间断的政治风浪冲击。但他总是以乐观态度对待外部环境的变化，仍然把精力放在艺术创作上，一作起画来就什么都忘记了。

　　文化大革命初期，父亲一次刚从陕西出差回来就在火车站受到红卫兵们围攻批判，扣的帽子是“反动学术权威”。后被军队派人把他从车站接走，毕竟他是军队干部，还是多少被保护，只是回单位开几个人的小型批判会了事。父亲回到家里跟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一样，仍旧有说有笑，照常挥笔作他的画。后来随着文革深入发展，文化部被砸烂，总政阎王殿被砸烂，全国只剩下几台革命样板戏，文艺团体全都不准排演节目了。父亲这时却有了空闲时间。他潜心研究水粉风景画，整理旧时写生作品，渐渐转向水粉风景画创作的道路。我那时也不用上学，经常在家里看父亲作画。后来参加了同学们组织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演出毛主席诗词歌曲，我反而比父亲忙碌起来。父亲乐于帮助我们学生演出队画舞台幻灯片，特别是毛主席头像幻灯片画得非常精美，使我们小小宣传队的舞台美术达到国家级水平。

　　文化大革命中期军队干部纷纷下放劳动，父亲和许多军队文化人被送到西山农场劳动，在果园种苹果。建国前参军的军人第一次脱下军装，父亲显得有些沮丧。不过当时谁都没有其他选择，全国到处都开办了五七干校，各机关单位人都快走光了。不少剧作家和著名演员也在那个农场跟父亲一起劳动改造。那时我在北京汽车厂当工人，弟弟已经去了东北农垦兵团。父亲从西山农场回家没有公共汽车，要骑自行车走三个小时，每两个星期回来一次。他认为自己今后就要种苹果为生了，最大愿望是能买辆带发动机的自行车，回家路上可以省点力气。艰苦生活并没有改变他对生活的热爱，他悉心观察农场与农业工人的生活与劳作，在劳动之余创作出《备战备荒保菜增粮》等宣传画，创作出表现农村风情的《四季常青》四扇屏画作，送交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很受农民群众的喜爱。他与共同一位劳动版画家共同创作了版画《原始社会的交换》，送到中国历史博物馆陈列展出。

　　这边父亲在农场劳动并没有影响他作画，那边总政文工团舞台设计却元气尽失，再也拿不出好作品来。1972年他又被中央军委批准重穿军装、恢复职务。七十年代他设计了话剧《千秋大业》、京剧《地道战》、舞剧《骄杨颂》和几十个歌舞节目。这时期他作为舞台美术设计家的名声已经广为社会认知，舞剧《骄杨颂》演出前字幕刚打出孟宪成的名字，观众席中就响起阵阵掌声。1980年他设计的话剧《冰雪初融》是他最后的舞台美术作品。

　　文革中的下放劳动，迫使他一度离开熟悉的舞台美术工作，却燃起了他对风景画的创作热情。从此父亲一发而不可收，把主要精力逐渐转移到水粉风景画创作上。在他鹊起的艺术名声面前，议论他“不务正业”的声音渐渐淡去，同事们纷纷庆贺他在绘画艺术创作上取得丰硕成果。到七十年代中后期，父亲勤奋的笔下奔涌出大量精美的水粉风景画佳作。

　　迎来绘画创作高峰时期

　　1979年秋月，《孟宪成水粉风景画展览》在北京首次展出，这是文革结束后中国最早举办的个人画展之一。好似在荒芜的美术园地开出一朵瑰丽奇葩，父亲的画作令人耳目一新，受到观众异乎寻常的好评。人们普遍称赞这是一次精美绝伦的展出。有的观众称赞作者独具慧眼，善于领略大自然的美，又善于运用绘画手段完美地再现自然，给人以美的享受。《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北京晚报》纷纷发表评论文章，盛赞这些画作“充满了诗情，洋溢着生活的情趣”，“是用颜色谱写的音乐，用画笔写出的抒情诗”。

　　出于多年的舞台美术设计工作的需要，父亲经常要到祖国各地去采风写生，三十年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七十年代后期，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初现生机，遭受打压的干部们纷纷被平反，激发了父亲积蓄已久的创作热情。仅在1979年春夏他就走到长江三峡、新疆牧场、广西漓江、云南版纳、老山前线等多地。他不惧暑热，不辞辛劳，每天总是头顶草帽，身背画夹，手提画具到处去写生作画。在西双版纳原始森林，他为了画好一幅画，往往要花很长的时间劈荆斩棘，开出一条小路，辟出一块空地，还要随时提防野兽的袭击。正是这些辛勤的写生与创作，使他获取了巨大的艺术成果。

　　父亲本来就有深厚的绘画功底，留学苏联东欧又使他熟练掌握了油画、版画等西洋画技法。绘画创作思路更加广阔，艺术表现手法更加丰富。他潜心钻研多种绘画技法，博采众长。他将深厚的油画、水彩画、版画、中国画功底与造诣融汇运用于水粉风景画创作之中，对这个古老画种的表现形式与技法进行了成功创新，极大扩展与丰富了水粉画的表现力。他创作的水粉风景画表现技法是多种多样的。湿画法中有水彩法、国画法、渗透法、水流法；干画法中有薄涂法、厚涂法、多层法、叠加法；笔法运用也不拘一格，有时刷、摆、揉、擦；有时勾、点、泥、洗；有时甩、扫、挂、沾。他能根据不同纸或板的性能和绘画对象的特征，创作出多种不同形式风格的作品来，有的如油画那样色彩丰富、深沉浑厚；有的如水彩那样透明、艳丽和谐；有的如国画那样水墨淋漓、肃穆古朴。并做到了干而不燥，湿而不滥，艳丽不俗，简洁而不单调。或大笔挥洒，或小笔精雕，融水粉、水彩、油画、国画等各种绘画技法于一体。在水粉画创作上开辟了广阔的新天地。

　　观看父亲用他所独创的多种技法作画，是我少年时的一种享受。他的“湿接画法”利用水粉颜料的自然融汇力，在湿润的纸底上层层作画，造成有节奏感的渐变效果，画出水蒙蒙、雾沼沼的气氛。他的画作《三峡秭归》、《天山牧场》、《漓江竹翠》的远景部分，便以此技法表现清波荡漾的水泽和层峦叠嶂的群山，画出带有淡虚轮廓的景物，使其具有空间感；他的“浸润画法”是利用水的自然浸润能力，产生水与颜色之间的对流交融来作画，颜色向周围湿润的纸底上浸伸，在相交融的部位出现纤维状茸毛，产生一种浑润与诗意的效果。他的《春早》、《水乡三月》系列画作，便画出非笔力所及的毛茸茸画面，在自然状态中求得艺术的完美；他的“水流画法”是在湿淋淋纸面洒上调成汤状的色液，使它借用水的托浮力自然流下，出现自然溶合效果，创造出饶有奇趣的画面。他的画作《版纳丛林》、《秋意》等便是以此画法表现森林茂郁的古树葛滕与山间飞瀑；而他的多种“干画法”则是油画技法在水粉画上的成功应用。如，用“平涂画法”画出的《版纳小景》色彩简练概括，节奏鲜明，具有浓郁的装饰风格；用“厚覆画法”绘出的《初阳》色彩丰富自然，深沉浑厚；用“刮刀画法”绘出的《秋叶满山》显得景物突出，画面苍劲，别有意趣；用“堆塑画法”画出的《海南岛的傍晚》借助于用颜料塑形表现景物，画面立体感强，显得充实厚重。

　　作为诸多水粉画技法的创造发明者，父亲善长多种技法的融汇并用。他根据画作需要，常常在创作一幅画时灵活运用两三种或多种技法。他在给中央美术学院学生讲课时特别强调：“绘画者的高明之处，不在于追求绘画技法上的纯粹，执意要用一种画法表现各个光线条件下的多种自然景物，而在善于根据画面内容的要求，调动多种绘画手段，发挥水粉颜料自身的潜力，将多种画法的长处融汇在一起，画出风格浑然一体的，表现力丰富的画面来”。

　　在一般人看来，水粉画源自古典西洋画。我父亲却告诉我，这个古老画种在战国时期就在中国运用，发源于公元五世纪前的敦煌壁画就是用胶粉绘制的。父亲同样认为，中国国画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传统技法，是绘画艺术的宝库。现代水粉画要丰富其表现力，不可不向中国国画技法学习，而且由于它颜料潜力大，完全可以画出国画效果来。为此他刻苦钻研出水粉画的“调墨画法”即国画画法，就是用中国画技法绘制水粉画。他的画作《秋到山村》、《白帝城》、《湖边》等，根据画面表现需要，熟练运用了国画的泼墨、破墨、渲染、勾勒、飞白等多种技法。其中远近关系与虚实关系主要靠色墨变化实现。在他的画法中墨与色可先后重叠使用，有的先以色染，再以墨罩，有的先以墨画，再以色渲。达到色中有墨、墨中有色、色墨结合的效果。取法中国画，使他的水粉风景画作虚实得当，浓淡相宜，气韵如神，富于意境。

　　继七十年代末期父亲在北京举办个人画展后，我家人又应约在南京、武汉等多地为父亲举办个人画展。他的水粉风景画《轻舟曲》、《落霞》参加赴美国展出的《中国书画展》。他出版有《孟宪成水粉风景画集》，他多次去中央美术学院、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解放军艺术学院等高校授课，并以自己的丰富技法写出著述发表。他的作品被中国书店等经纪单位收购和传播，那时国内美术鉴赏界着力推介的中年画家是他与韩美林，他被列入《中国美术家名鉴》。父亲相信“天道酬勤”，终于靠勤奋创造了成就。

　　难忘慈父的亲情与关爱

　　父亲性格开朗阳光，朴实随和，在领导、同事、下属与学生眼中都是很容易亲近的人。他对待子女也同样随和慈爱。我从没有见到他对谁发过脾气，没有听到他对妈妈和我们的斥责。在我心中始终是慈祥的长辈和亲密的朋友。

　　五十年代末是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农村人饿肚子，城里人要靠“粮食定量”过活。那时正是我和弟弟妹妹长身体的时候，那点定量根本不够吃饱。父亲母亲就省下自己的饭食给我们吃，有时他们就悄悄拿酱油冲点汤充饥。时间长了都得了营养不良的浮肿病，父亲的肝炎就是那时患上的。当时少不更事的我家兄妹三人基本上没有挨过饿，后来身材都长得高大。现在想来我在感恩中隐含着痛悔和遗憾。

　　当文革后期家人离散的日子终于度过去的时候，是父亲最为欢乐的时期。1972年他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之后，弟弟不久就从东北农垦兵团病退回京。父亲亲自教授他学习绘画技巧，有了一技之长的弟弟顺利报考进入总政话剧团当上美工，后来绘画水平迅速提高。妹妹孟耘则考入艺术学校，免去了下乡插队之苦。父亲在艰难时世之下，用艺术翅膀护佑了自己年幼的儿女。

　　算起来父亲与家人相处较长的只有两段时间。其中一段时间是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发生之后，北京各个工矿机关都不上班，各家回去自己搭建“抗震棚”避难。我们家抗震棚就搭建在住家楼下。那时我是工厂里的基层干部，当过挖防空洞的突击队长，活计自然不会差，父亲又设计又施工，使我家这座狭小的半地下建筑成了邻居们羡慕的“豪宅”。我们与父亲难得一家人斗室相聚，每天吃住在一起谈天说地，过得其乐融融。

　　另外一段他与家人相处较长的时间，就是1981年他罹患肝癌住院治疗之后。发现病患时已是晚期。那时我正在北京大学读书，父亲患重病的消息使我们全家都惊呆了。他年方52岁，正值艺术创作高峰之时。父亲的同事、朋友、美编与经纪机构都非常痛心。我们与医生护士都对他瞒着病情，不忍心打破他再能回到画室作画的精神支柱。本来医生判定他只剩三个月时间，他的乐观心态却使得生命延长到九个月。在病情稳定期间，医院安排他为医护人员讲美学，他拿出画作向大家讲解对美的自然、美的事物的认识与理解，深深打动了前来听课的所有人。不少医护人员强忍眼泪听完课程。他们对我说，你父亲是多么热爱生活、富于激情的人啊。

　　一位画家能够送给儿子的除了爱心，当然还有画作。我非常喜欢父亲从西沙群岛回来画的《西沙浪》，父亲就以同样题材画了一个长幅油画送给我。画面上是海浪拍打着岛屿和礁石，云天中有几只海鸥展翅飞翔。画好后他征求我的意见，我希望海浪和涌起的浪花能再大一些。父亲说好办，当下几笔就把海浪勾画得更大，还激起白色的浪花。这幅画挂在我卧房好几年，伴随我度过青春激荡的时光。家里来客人都被这幅画所吸引，后来被父亲最亲近的友人要去挂在客厅，我还跑去看过好几回。三十年过后，我的儿子孟明毅赴英国留学。我和他妈妈陈媞为儿子写诗赠言时，在我脑海里浮现出的就是父亲这幅经典之作《海浪》。我在那首题为《儿子，我愿》赠诗的头两段里写道：“儿子，我愿你活的灿烂/ 生命中扬起理想的风帆/ 搏击风雨不避雷电/勇敢地冲上人生的峰巅。/但，你能承受吗——/那浪峰的惊险，那波谷的凄寒？/“儿子，我愿你活得平安/ 像小船驶入平静的港湾/ 健康富足与你终生为伴/ 远离风险没有艰难。/ 但，你能忍受吗——/ 那孤寂的困惑，那默默的平凡？”在上海电视台录制的记录我人生经历的节目时，我凭记忆朗诵了这首写给儿子的诗，觉得那分明是故去父亲用画作对后辈人的嘱托与寄语。当我朗诵到最后的一句：“儿子啊，我愿，我愿，我愿。。。。。。”的时候，节目录制现场观众席上不少人被感动得落泪。

　　我慈爱的父亲已云帆远行。身后留下五百多幅精美绝伦的佳作，我和家人悉心完好保存至今。他的风景画作品与舞台设计作品将传诸后世，他亲眼看到并亲手绘下的世上瑰丽美景将长留人间，使更多的人们有所发现，有所领悟，有所感动。（孟晓苏）